面对Sex worker

几天前，和一位政府卫生官员讨论项目时，他极为慎重地告诫我们，在任何形式的正式文函里绝对不能出现“性工作者”一词。因为在中国“性工作者”还是应该属于地下，是不合法的。商业性性交易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谈及“性工作者”，那是与我国政策相悖的。

其实娼妓在中国是最古老的一个职业。建国后，政府在各地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当年上海市长陈毅还有这样一段话：“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 所以，新中国是没有卖淫嫖娼。

但现实中，看看拉萨，看看内地的任何一个城市，我们真可以那么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已取缔了娼妓吗？至于性工作者、艾滋病这些所谓敏感的话题，不说官员多支持你做项目，有个最起码的理解就已经是阿密托佛了。性工作者 Sex Workers，俗称“妓女”、“男妓”、“鸡”、“鸭”、“戏眯”、很多人只是一贯从道德上去简单地谴责他（她）们。而没有真诚去关心他（她）们，也没有想要真的去寻求解决问题（社会）的方法。但你一天不正视SW这一现象，它所引起的问题（社会/医学）将愈加复杂。而西藏，真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云南 －艾滋病、性工作者、吸毒是很多NGOs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四川/新疆在中国同样是艾滋病、性工作者、吸毒等问题最严重的省份；而领帮的尼泊尔/印度也是艾滋病的温床。再加上，通往西藏的交通是越来越发达，在路上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拉萨”距“蛰萨”是越来越近了。

卫生部官员不赞成使用“小姐”“性工作者”称谓
廖怀凌　

近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接受记者专访，就一些有关防治艾滋病的敏感话题进行了探讨。

王陇德表示不赞成使用“小姐”、“‘性工作者”’等称呼。前者把一个普通称呼“特殊化”容易引起误会；后者则等于承认了这一“职业”的合法性。“我称之为‘商业性行为人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在艾滋病防控中不可忽视的群体。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这些高危人群的干预措施至少要落实到60%，才能比较有效遏制艾滋病向普通人群的传播。建议疾控人员对志愿者进行培训，通过志愿者去教育特殊人群。”

王陇德说，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感染的第一因素，以卖血、吸毒为主因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我认为，没有明确的吸毒史、不洁献输血史的感染者大多是性途径感染的，只是当事人不愿意承认而已。”

王陇德表示，商业性行为人群、吸毒者、同性恋者、嫖客等都属于高危人群，其中，商业性行为人群包括女性和男性。而我国同性恋人群的特点非常值得注意。同性恋者往往还有自己的家庭，既有同性性关系，又有异性性关系。这给我国艾滋病传播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因为直肠黏膜组织非常容易破损，所以，同性性行为感染的危险度比异性性行为还要大。这种状况在我国艾滋病传播中将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12月1日 《羊城晚报》）

在深圳警方用游街示众来羞辱性工作者，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还因为侵犯了这些性工作者的权利而受到了批评。游街示众在古代常常用作一种惩罚，但时代变了，中国也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