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恐惧主导的浩劫

——读唯色《西藏记忆》有感
达瓦次仁

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文革对当时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然而对很多西藏人（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人）而言，文革不过是民主改革的继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民主改革那样惨烈，因为民主改革表现了更大规模的屠杀、逮捕、饥饿与暴力，而文革更多的是精神的折磨。

有关中国大陆文革的资料和专著已经很多了，但有关西藏文革的资料却非常罕见，所幸不久前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的《西藏记忆》可以说是填补了西藏文革研究的空白，该书的作者唯色不仅是西藏著名的中文作家，而且也已经成为境内藏人坚持信仰与探求真相的某种象征性人物。

唯色在书中纪录了几十位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正如唯色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从那些积极份子闪烁其词的回忆中实在难於看到良心的发现或公开的发自内心的忏悔，即使到如今，他们还在为当年的行为寻找著各种堂皇的理由，其中就包括『信仰』『理想』等，似乎只要涂上『信仰』或『理想』的光环，一切罪恶也就不那麽面目可狰了。该书的附录之一『有关文革的两种解释』中著名学者王力雄先生对文革的研究结论也支撑著这些人的辩解，因此，本文借开放杂志的一角，谈谈对文革中藏人角色的看法。

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并非始於文革

『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民改後整个西藏地区只有七十多个寺院』……『在那些兄弟省藏族地区寺庙和喇嘛数目比平叛前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八到九十九』『平叛後大部分地区，在基层干部的阻挠下，甚至连日常的经课也只能秘密地去念，如果干部看到嘴唇一动一动的时候，就会追问（注：怀疑在念经或祈祷），对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给以像对待反革命活动一样的压制。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形，而是班禅喇嘛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八日写的七万言上书中对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描述。而且从七万言书中可以看到，由于逮捕、批门等迫害，即使六、七十岁的老喇嘛也『自觉』要求还俗，工作队甚至让喇嘛站在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搞速配，而且一切在当时也被说成是『自愿还俗回家』。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对西藏寺庙的摧毁是文化大革命以後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早在五十年代，对寺院的破坏和对宗教的残酷迫害就已经开始，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这样描述：『在消灭佛像、佛经、佛塔方面，从基本上来说，除去四大寺等被保护的极少数寺院而外，在西藏的其他寺庙和广大的农牧区的村庄或村镇或城市中，我们的汉藏干部中，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掀起了消灭佛经、佛像、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无数佛像、佛经、佛塔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毁或熔化……由于政府的各收购机关在收购有色金属时，收购了用有色金属制作的佛像、佛塔、供器……而且公然无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经』用於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於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对此有些人却说『广大劳动人民觉悟了而消灭的』，这是丝毫不了解西藏实际情况的胡说八道。』这些情景後来几乎丝毫不差地在文革期间再次重演，因此，对西藏人来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很熟悉了，那不过是民主改革继续与更加极端化而已。

由于有这些连续不断的残酷历史做为背景，因此就不难解释为什麽拉萨居民一般说红卫兵砸烂大昭寺时，很多西藏人也『主动』将自己家的佛像拿出来扔进拉萨河或用微乎其微的价格出卖给当局的废品收购站（见唯色的《西藏记忆》）。如果一个对西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有所了解的人仅仅看到藏人的这些革命或觉悟的行动，可能会感到突　，也有些蹊跷，但如果他了解到西藏已经经历过的残酷的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对藏人这些行为感到奇怪。

唯色的专著所描述的文革主要以拉萨地区为中心，其实在拉萨以外，尤其是康巴和安多地区，寺院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已经被摧毁，即使一些没有被摧毁的寺院，剩下的也仅仅是外面的建筑（一般被利用来作学校、军营、机关或居民等其他用处），里面没有僧人，经典佛像等宗教标志也已经被消灭，因此，文革对宗教文化的破坏更多的表现在拆掉剩余的寺院建筑和对宗教信仰更加厉害的镇压。寺院做为宗教组织和场所的功能早已经在民主改革中就已经被摧毁。

无孔不入的恐惧主宰一切

由于有残酷的民主改革做为背景，文革的暴行也就顺理成章。文革暴发时我还是个儿童，因此留下的记忆非常有限，有一次我表哥在家中不知说了什麽反动话，我只记得我父亲很恐慌地喝止表哥说：『住嘴，别人会听到的』，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家中并没有其他人，怎麽会被别人听到。为此我後来还做了一个实验，在没人时悄悄爬到挂在墙上的毛主席像旁边，小声说『你这个坏蛋』，然後紧张地环顾看是否被人听到了。

另外还有一件发生在文革後期的悲剧，长江边上的一个偏僻小村庄藏匿了一名年老而德高望重的喇嘛，之前，他们在长江岸上扔下喇嘛的袈裟和鞋子，向上报告说老喇嘛已经投河自杀，过了七、八年後，到文革快结束时，两个不同村庄的女人在山上（或说在河边背水时）谈到这个老喇嘛时，该村的女人把秘密告诉了外村的女人，於是很快就传开了，一些人偷偷前来祈福，不久当局也听到了风声，当公社公安特派员带著民兵赶来时，村庄的书记只好真的上吊自杀，其他受牵连的更是不在话下。

现四川阿坝州一个最有名的酋长在文革中领著家人投河自尽，他的十四岁的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个反映就是千万不能哭。因为哭表明了对反动家庭的留恋，那怕死者是父母也不行。

这些不同的故事所表达的都是西藏人在文革中无孔不入的恐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们失去了思维与选择的可能，甚至试图做出选择本身都可能招来灾祸，因此，也就不再尝试去做出选择，随大流和自保成为唯一的可能，也因此，西藏很多的罪恶行为都是统一的集体行为。仍然是班禅喇嘛所说『一部分汉族干部出主意（其实就是下命令的委婉说法），藏族干部动员，积极份子中的不明事理的人充当执行者，盗用群众的名义或带著群众的面具』，就像一九五九年以後的民主改革有七、八十岁的僧人要求还俗一样，这些行为都是在极端恐惧的状态下所做出的躲避祸患的自保行为，为这些行为涂上『自觉』或『选择』的光环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在附录中，王力雄先生用神界轮回的概念，认为西藏人将毛泽东视为神，因而自觉地参与了文革，亲手砸毁了西藏的寺庙等等。我想这也许就是一些学术研究的弊端，钻在一些理论逻辑和书堆里面，老是希望找出一些深刻的根源，其结果，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的深谋远虑或重大意义。

实际上，只有当西藏人在文革或民主改革中有进行选择的自由和可能时，也就是说西藏人有不将毛当成神的自由和可能，有不自觉参与文革的自由和可能，有不亲手砸毁寺院的自由和可能时，只有在这个时候，去分析那些行为是否属于自觉的行动等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否则，在不可能、也不敢不把毛视为神，不敢不『自觉』参与文革，不敢拒绝砸毁寺院之命令或鼓励的情况下，分析其行为是否『自觉』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虽然官方对那场浩劫冠上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论』，但对绝大部分老百姓而言，他们强烈感受到的只有两个字：『恐惧』。这种恐惧是通过民主改革的血腥镇压而注入到了藏人的内心深处。甚至至今仍在隐隐作崇。

文革积极份子是西藏民族的异类

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唯色所纪录的那些积极份子，王力雄先生的分析中就常常使用『下层社会』或『藏人』的概念，这很容易造成混淆，幸好在唯色的采访中使用了更准确的『积极份子』这一概念。

积极份子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群体，他们当然是藏人中的极少数，而且大都来自社会最低层，实际上他们是西藏民族和文化中的异类，其中极少数人可能是真的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就像抗美援朝结束後竟然有二十几个美国战俘因相信共产主义宣传情愿去红色中国而不愿回美国），其余的大部分人不过是在恐惧、过分自我保护或贪求私利的过程中不惜伤天害理的可怜虫。就像唯色采访中的一些藏人谈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点都没有错，是共产党利用他们处于社会低层因而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来『以夷攻夷』『以夷制夷』地实施对西藏的统治，他们中的少数人也因此而成为既得利益者，但问题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行为就代表了『藏人』或『社会低层』之西藏人的集体行为或愿望，也不能认为西藏人因此当家做主了，更谈不上他们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的许多罪恶行为因此就具有了合法合理的外衣。

有人说毛泽东当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时并不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当时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毛不懂外语，因此其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和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差不多，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要造反，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不过是他们煽动造反的工具。西藏社会物质贫乏，底层人民的生活非常艰难，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当然不会甘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就会设法摆脱自己低下的地位和处境，不管这个机会是谁带来的　　不论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或荣赫鹏的远征军，对这些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当年英军入侵拉萨以及後来藏人驱逐满清军队时都有藏人与入侵者合作）。

虽然他们并不懂共产党，但这有什麽关系？对他们而言，摆脱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是唯一的。在这里决定这些人行为的是摆脱低下社会地位的愿望和贪婪，而不是共产主义或其他的什麽崇高理想。假设一九五零年进入西藏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英国人，这些人还是会像紧跟共产党一样地紧跟英国人，不同的是这个时候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应该是英式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这一切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後来所表现的低能和无耻行径就是证明，因此，用信仰或理想等高尚的概念包装他们实在是一直亵渎。

次仁夏嘉在回应文章中引用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的话指出：「当人被一个巨大的暴君采在脚下的时候，他除了在他的脚上搔搔痒而外，别的什麽也做不了」，当然就更谈不上做出其他的选择了。而一般人在没有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时，就不再尝试去选择，而是本能地挤向唯一的出口，为了在拥挤的出口抢到位置，很多人就会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一旦被迫做出离经判道的事情，或被暴力卷进政治旋涡而远离原有的道德立场与信仰，就会感到难於自拔而越陷越深，就像良家妇女一旦被迫成为妓女，所有的道德耻辱感就会减弱，相反，她还会「自觉」地积极拉客以增加收入。

从这一角度而言，这些积极份子也是西藏民族苦难历史的悲剧产物。

----原载《开放》2006年4月号